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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4节(2 / 6)

了?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:世事要变了!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。春节前后,中央发出通知,把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的帽子都摘了,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、参军、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,一律不受影响。

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?看,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份的人高兴成了啥了!走路都能得唱“道情”哩!

再看看!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——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在了合法的。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,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?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,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?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,跹蹴下不工作了——工作啥哩?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嘛!唉,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,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哩!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,而今却爱起了富人……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,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。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。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,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。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哩!本来,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,过一段时间就要纠正——那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。他甚至预见过这种“胡闹”不会超过半年。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,反而却越来越远了……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,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——上面已经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!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,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!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。福堂在心里说:福军,你新官上任三把火,乱烧一通,迟早要犯大错误呀!

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,石圪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,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。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。不过,高虎到他们村说,根据县上的精神,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;搞也可以,不搞也可以,由大队自己定。

杨高虎把这个“主要精神”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,也就不管了,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。

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,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。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,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。奇妙的是,田福堂、孙玉亭、金俊山和金俊武,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矛盾和冲突,但在这个“大是大非”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常当然,他们的“一致”性质上有区别;田福堂和孙玉亭是坚决反对搞;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。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——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不予理睬,等于没说。

但是,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,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,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!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,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。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。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?

哈呀,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,简直无法无天了!

可是,在耕翻麦地前,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“乱”了……那些天里,整个田家圪崂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,在田福堂的记忆里,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。看吧,天一黑,人们把饭碗一撂,鞋底子掼得山响,就纷纷涌到一队的饲养室,吵嚷大半个夜晚。

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。

正式分组的那晚上,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,专意客气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。

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,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。他不去不行,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。

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,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,然后甩手走了。是的,他太痛苦了。当年搞合作化时,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;他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,大家又散伙了。随着集体的散伙,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!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。但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。

是的,尽管他拂袖而去,田家圪崂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!

当然,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,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。

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,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!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——他常不是开会,就是“做工作”,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。

啊啊!以前人们谁敢想象,堂堂的田福堂,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地步!

谁也没有注意,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。他父亲甩手走后,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。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,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,恳求说:“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?你们不要计较我爸,他年纪大了,又是老脑筋。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。我爸气管有病,劳动可能不行。但我自己不教书了,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……”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。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,已经成了一个大人——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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